在众人心目中，毛主席被骂，那还了得！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确实被骂过，而且传到毛主席那里，天也没有塌，地也没有陷；毛主席妥善加以处理，还起到了“兼听则明”、“闻过则喜”和“言者无罪”的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第一个大骂毛泽东的人，是张国焘的忠实部下许世友。他不但骂，还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毙了他！”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缴了许世友的枪，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放了许世友，还了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自己。

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交成了知心朋友。毛主席此举，让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倍感毛主席的伟大，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第二个骂毛主席的人是一个农家妇女。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基 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她为什么骂他，咒他死？还骂共产党？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 由。原来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 见提得好。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为人，光明磊落，宽大为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从不乱用个人权威，视百姓为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骂是一种情绪的流露，一种情感的爆发，恨极则骂，怒极则骂，有了意见无处发泄则骂……骂的背后必然有其原因，需要去了解这原因。毛泽东正是这么 做的。他了解了原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服人，而不以权压人；同时认真地解决主观和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把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取信于 民。讲起这些道理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而今的一些领导干部连不同意见都听不得，何况骂！只要“你敢骂老子，老子就整死你！” 不是发生过多起百姓骂了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件吗？未知这些领导干部在毛泽东主席面前感不感到耻辱！

　　但愿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把毛主席亲民爱民的作风学到手，传下去。则人民幸甚！

　　第二个大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时，人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 下神坛的毛泽东”，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面，是人的一面，普通平凡的一面，有局限的一面，甚至是犯错误的一面。当时的党内文件中还有这样的原话，比如《党的宣 传工作文件选编》第二卷第679页中说：“毛主席的像在过去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还 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10\]同时，1980年全国只有21万人到韶山参观。这个时期也有把毛泽 东妖魔化的书，比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种情况的转折点是1989年，那年以后又开始重新印毛主席像，那时印了37万张。到1991年，就飙 升到了5，000万张，很多家庭又开始贴毛主席像了。

　　第三个变化始于1990年初。有个现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间，所有的出租车里边都挂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资料，找到了出处，源于何处？是 因为1990年的某一天，在广州市的街头出了个车祸，八车连环相撞，结果七个司机重伤，只有一个人安然无恙，完好无缺。为什么呢？一看，他的车里挂了个毛 主席像。然后，所有的出租车都挂上了毛主席像。人们又开始把毛泽东当成神了，祈求他保佑平安。

　　我想以这个为例，说明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对毛泽东又开始了重新认识。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包括前面谈到的西 方人对毛泽东的公认——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开国领袖、一代雄主等等。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均 富思想，毛泽东的缀满补丁的睡衣，都使我们感叹唏嘘，浮想联翩。前不久，2007年1月3日下午，我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陈晓楠采访刘思齐。刘思齐回 忆1949年10月中旬，新中国成立两周之后，毛泽东为毛岸英、刘思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婚礼。毛泽东说：任弼时身体不适就不要惊动他了。其余四大常 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均偕夫人出席婚礼。规格极高，用度极俭，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郎新娘都没有新衣服，李讷找来一朵红色的绒花，别在刘 思齐的衣服上，就算是一点喜庆的亮色。晚宴也甚为简单。饭后四大常委接着开会，毛岸英、刘思齐就去紫光阁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常委会也结束了。当他 俩回到书屋，毛泽东把他们叫住，说你们等一下，随后从自己屋子里拿出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对毛岸英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就这件大衣，还是重庆谈判的时候买 的，就送给岸英做个结婚纪念吧。”看看刘思齐后又补充说：“你们两个晚上可一起盖，这样思齐也就有份了。”以此一笑而解了自己的尴尬。一代开国领袖清贫如 此，古今罕见。

　　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说当时日本有个教授对毛泽东的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因为日本从近代以来一直看不起中国人，他们承认是被美国人的原子弹打败 了，被苏联红军打败了，而不承认是被中国人打败了。所以看到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暗自发笑：中国人站起来了？你毛泽东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根本不把这当回 事。然后，我们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是全世界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且，在朝鲜和美国打了个平手。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其实上甘 岭地区只有37平方公里，相当于19公里的一个矩形的面积。但就是这个小高地，因其扼守着朝鲜中线的门户，作战双方都投入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赌 注。“联合国军”投入6万人，志愿军4万人，共10万大军。“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共向上甘岭发射了190万枚炮弹和 5，600枚重磅炸弹。多的一天达30万枚，平均每秒6枚。激战最惨烈的1952年10月25日，双方反复争夺达40多次，但上甘岭高地就是岿然不动。

　　从此，美军再没有向我方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线。可以说，经过上甘岭一战美国人从此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另一个强国的军队。美国西点军校将上甘岭列入世界最著名战役之一。而日本防卫厅的材料——他们的军事 教材，则认为，我们在朝鲜打的第二次战役，即长津湖围歼美国陆军王牌第一师使日本人深受震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勒紧裤带搞出了“两弹一星”，经 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了近两年，西方政要如老布什、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布莱尔、普京、赖斯频繁来访，口口声声 说中国是战略性的国际大国或国际性的战略大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了。

　　回到毛泽东诗词。我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即所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毛泽东治理军国大事之外，业余爱好写点诗 词，但也足已称得上是泰山北斗。这个话我认同。以郭沫若词坛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诗，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实毛泽东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 个具有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导引世界风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上穿着泳裤接见赫鲁晓夫。你不是以 老子党自居吗？我让你牛！到了70年代，毛泽东就更是深居简出，常常让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上书房觐见。最近读回忆文章，读到1975年 10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后受到毛泽东接见，十分兴奋和自豪，因为当时西方大国政要往往攀比的是访华是否受到毛泽东接见，会谈时间多长……而且法国总 统戴高乐以未能实现访华见毛泽东的夙愿而成为终生大憾。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与魅力。(中红网)

他们这样评价毛泽东

　“尽管曾经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铁娘子”吴仪今日隐退 重温感人瞬间

（香港）   (2008-03-17)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文汇报报道，今天，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决定新一届政府副总理人选。

　　新老交接，69岁的吴仪，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第三位女副总理，三度位列美国《福布斯》世界百强女性风云榜前三的“铁娘子”，将正式卸任，淡出政治舞台。

　　正如她去年岁末公开发表的“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但她不会被忘记。

　　她是“救火队员”，从中美谈判到扑灭非典疫情，再到药品食品/安全，总有棘手的大麻烦等待她去解决。

　　她“比乡镇女干部还要容易接近”。下基层考察时，她曾高喊:“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

　　一头银发，大气威严的风度，还有那些真情流露的话语。在南方报业旗下的奥一网上，一份寄语吴仪的调查，短短几天就有16017条留言。一位广东网友说:“孑然一身，却心系苍生。只要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爱您。祝福您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她说过，退休后将研究中医。医世医人，热诚依然。

　　第一章：中美谈判

　　我属虎，虎口就在我自己脸上，所以不怕入虎口

　　吴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始自谈判席。

　　1991年4月，吴仪步入东长安街2号的大门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不足4个月，副部长的椅子还没坐热，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两天，中方代表团团长突然患病，吴仪临时替补上阵，匆忙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这是一次棘手而艰苦的征程。谈判桌上，美国贸易代表、被称为国际贸易谈判圈中“铁女人”的卡拉·希尔斯一开腔就带着火药味。

　　吴仪机敏而犀利地还击，留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瞬间。

　　“按中国人的生肖，我属虎，虎口就在我自己脸上，所以不怕入虎口。”她后来在演讲时说。

　　那段时间，吴仪频繁飞赴美国。她后来回忆说，那时“生物钟全混乱了，除了昼夜的颠倒，还有四季的错位，从北半球的冬天，飞到南半球的夏天”。

　　1992年1月，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尘埃落定。这一日，香港恒生指数大增128.38点。

　　从此，人们记住了“铁嘴”吴仪。

　　第二章：迎战非典

　　既然许诺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做好

　　2003年春，中国大陆SARS/肆虐。

　　4月26日，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不到一个月，吴仪临危受命当卫生部部长。“当时我就想，上就上吧。”她的回答依然是典型的“吴仪式”。

　　当天，吴仪即跟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北京非典防疫情况。临近中午时分，北大农园食堂快餐台前，吴仪随温家宝一起夹在买饭队伍中，自己点菜、买饭，与同学们一起用餐，边吃边谈，嘘寒问暖。

　　那天，吴仪身着一套白底黑色条纹套装，领子、袖口有一抹红色。有同学说是她精心准备，“想让大家多一些战胜疫情的信心”。

　　三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名单中删除。

　　“2003年非典时，我对家宝同志许诺过，既然许诺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做好。”两年后，当她回顾这段岁月时，吴仪感慨道:“虽然我吴仪从事革命工作40年来从未对国家说过『不』字，可如今我已是60多岁的人啦，再让我重新去分管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哎，我真的压力不小啊!”

　　此后，不论是盗版/蔓延，或是药品、食品安全，只要出了问题，她总会被中央委以重托，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第三章：基层考察

　　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国务院的，我姓吴，叫吴仪

　　2006年5月3日，晨岚未散。重庆武隆县仙女山镇龙宝塘村却已热闹起来。“吴仪副总理要来看我们了!”

　　吴仪来了，看到村卫生室外院坝上聚集着一百多位村民，就走到他们中间，用地道的重庆方言大声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国务院的，我姓吴，叫吴仪!”

　　在笑声中，吴仪拉着乡亲们的手，和他们唠起了家常:“我在重庆读的小学，和大家还是乡亲呢!""好多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费咋报销吆?”

　　在一次考察血吸虫病时，刚下到基层就被一帮官员围住，她高声喊道:“干部们给我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

　　第四章：落泪成金

　　小女子有泪不轻弹

　　吴仪常将“小女子有泪不轻弹”挂在嘴边。去年在参加十七大福建团讨论时，她在倾听基层代表发言时却两度潸然泪下。

　　让“铁娘子”感动落泪的，是福建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金莲。她在荒山上建起了一所残障儿童学校，而为了申请办学补助，十几年前，她带病进京，曾在国家有关部委的门前苦坐了三天。

　　吴仪动容，流下了眼泪:“最后经费要到了没有?”黄金莲说，当时曾许诺，如果经费申请到了，就去北京天安门拍张照片。而为了及时补办申请手续，“天安门的照片”成了未了的心愿。

　　“这次来北京到天安门留影了么?”坐在黄金莲对面的吴仪含泪，关切地询问。当得知黄金莲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式上拍照的答案后，吴仪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黄金莲会后对记者说，“今天吴仪副总理的泪，将永远铭刻于我和那些残疾孩子的心间。”

　　第五章：潇洒谢幕

　　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2007年12月24日，吴仪在北京出席中国国际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中国贸促会会长邀请其退休后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吴仪双手抱拳，深深施礼:“我将在明年『两会』后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裸退』，在我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态，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早在四个月前的8月24日，在大学同学的聚会上，吴仪声言，自己退休后只打算参加文化部的老年合唱团。之前，她用美声唱法演唱《潇洒走一回》，让人印象深刻。

　　《南方周末》评论文章称，虽然这比不上她曾经任何一次的临危受命，但因为告别在即，她对于交出/官位、权力的淡然与从容，才更容易让人们想起她过去的种种，愈发珍惜她这样的个性官员。

　　来源：南方日报

保卫毛主席

杨东晓

　　眼看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1948年，有人想分一头牛，回家种地。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要年仅17岁的赵延河表态，赵延河说：“我要保卫毛主席一辈子！”

　　赵延河刚读了一年高小，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安阳市以东的地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这位学生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是1946年，全国解放前夕，参军的热潮也正风起云涌，“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号人报名”。有人说，延河，你想参军吗？赵延河太想参军了，马上报了名，一所上千人的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当了兵，分到了二野，那是刘伯承的队伍。

　　这一年他14岁。

　　手枪连连长保卫毛主席

　　赵延河的老上级、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那一年他才17岁，在老家山西省石楼县入伍。从1937年5月10日起，给毛主席当警卫，直到建国。

　　1946年3月，国民党开始了向陕北根据地的全面进攻，18日、19日， 胡宗南的2.5万人占领了毛泽东让出的空城延安。

　　中央机关周围，只有三四百人——这支具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只拥有一支七八十人的骑兵连，一支100多人的手枪连，两支总共二三百人的步枪连。白天国民党有飞机轰炸，所以毛主席的队伍只能晚上行军。

　　作为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始终走在机关的最前头。“我走在第一个，毛主席紧跟着我，走在部队的第二个。那时是夏天，夜间暴雨，我这个腿扑通一声就踩水坑里去了，毛主席也跟着跳进坑里。主席说，‘你这个人，在这里洗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水，我就不进去了’，我说，‘你离远些嘛，我的腿还没出来，你就进来了’。主席说，‘离远我看得见吗？’”事隔60年，高富有讲起来感情充沛：“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事，是别人不敢想的事。”高富有说。刘戡进攻，大家的意见是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往东边去。但毛主席不同意，带着三四百人的中央机关沿着刘戡部盘踞的山沟向西，朝敌人的后面走。刘部当时已经测到了我中央机关在王家湾的电台，但刘戡和胡宗南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毛泽东还敢留在陕北。

　　1947年6月，毛主席为拴住胡宗南部队主力，率部由小河村转战天赐湾。在从小河村往天赐湾转移途中，又是大雨滂沱。夜半行军，看到了山头上国民党部队的灯火，有时，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到。这时，毛主席等几百人就在同一座山的山脚下。任弼时发现了火光，便让高富有发命令“人不能说话，不能抽烟，牲口捆上嘴”。

　　行至月亮湾这座仅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庄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由警卫人员安置在火炕上，烤衣烤人。高富有在外面布置警戒，烤了不到一个小时，看天光已有凌晨三四点钟，再晚就有暴露的可能。高富有一声令下：出发！“主席说，你让我们把衣服烤干。我说，走，再不走，就暴露了。”

　　“到了天赐湾，我们向北，敌人向西，敌人和我们走岔了。”这时候已经化险为夷，毛主席指着满脸是泥的高富有开玩笑：你们看看，看看高富有这个狼狈相。

　　不久，毛主席看着高富有摇晃的背影，问他怎么了？用手一摸他的身上滚烫，毛主席说：“你有病。”“主席下了马一定要我骑上，主席一下马，部队便停下了。我说‘出发！’周副主席看到前面队伍停下了，也来询问，他要我骑他自己的马。”看到停止行进的队伍，高富有再次下命：出发！一回到小河，他仍然坚持着布置完警戒。毛主席派自己的保健大夫黄树则为他看病，一看，感冒高烧，转成肺炎。

　　保密规定，毛主席也得执行

　　中央的警卫工作，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有些规定，还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赵延河说，《保密守册》就是毛主席制订的，包括 “出去不能说这里的情况、不能泄密”等规定。

　　“平时警卫战士见了主席，主席要是看你了，你就敬礼，主席如果低着头想问题，没看见你，你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就是了。主席接见外宾，接见群众时，规定不能抢镜头。”所以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在中南海工作几十年，没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这个传统从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有的，都是主席与我们全体干部在一块的集体照片，从来没有单独合过影”。

　　保密制度一经中央通过，就是毛主席本人，也要严格执行。高富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曾化名李德胜。有一天，有位城里的教员端详了毛主席很久，并让他的学生去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个小学生跑过来，扶着主席的腿问他姓什么。”毛主席和颜悦色地答道：“我姓李，叫李德胜。”过一会又一个小学生跑来，还是趴在主席腿上：“你是谁呀，你姓什么？”主席还是耐心地解释：“我姓李，我叫李德胜。”后来又来过一些孩子，毛主席都是这么回答他们。

　　保卫毛主席：武器与智慧

　　高富有回忆起小米加步枪的年代说，能有一支步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陈庚从山西回到延安开会，陈庚说你是手枪连连长，你能不能把保卫毛主席的武器给介绍介绍。高富有介绍到他们的装备：手枪140多支，有的有一发子弹，有的一发子弹也没有，有的子弹盒也没有，是摆个样子吓敌人的。另外，每人配一把大刀，近距离时，就用刀杀敌，远距离，还有两挺转盘机枪。

　　陈庚问他，他打电报，给送来150支卡宾枪怎么样，高富有说自己做不了主，陈庚说那他跟他团长说说，高富有仍说，团长也做不了主。陈庚就明白了，找到了毛主席。“主席当时侧过身来问我，你想要吗？我不吭声，主席又问，你想要卡宾枪吗？我还是不吭声。主席说，你想要枪，你到敌人手里要，不能向自己人要。”高富有说，“我了解主席的脾气，他是想让我们自己去夺枪。”后来他们果真抓到了一个既是“耳朵”又是“舌头”的电话兵。

　　解放后作为毛主席的警卫，精良的装备已经不再是问题。警卫战士的智慧还用到了其他地方。

　　赵延河回忆说，毛主席经常熬夜，为了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休息得好一点，战士想出来一个对付树上乌鸦乱叫和鸟雀争鸣的办法。因为不能乱放枪打鸟，战士就用小石头砸跑这些饶舌的小家伙，但是石头落在房上，会发出一串叮当的脆响。后来，警卫员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把沙土掺水握成团扔到树上，吓跑这些多嘴叽喳的鸟雀，这样一来，鸟也飞了，沙土掉在房上会散开，也不会发出响声，自然就不会影响毛主席的睡眠了。

　　领袖从来不怕见群众

　　从1947年被刘伯承派到陕北保卫毛主席起，赵延河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长达30年。能够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都和赵延河一样，有着几代贫农的出身和过硬的政治觉悟。

　　赵延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白衬衫的左胸前，端正地佩戴着一枚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这枚像章是一家毛家菜馆赠送的，他一直珍爱地戴在身上。赵延河一再地重复：“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毛泽东，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力量。”

　　赵延河回忆到，毛主席不喜欢警卫人员把他和群众隔开，他有一句话叫：“哪有领袖怕群众的？”

　　“主席从来不穿防弹衣，他走到人民群众中时，最常见的装束就是一件白衬衫，白衬衫束在腰里。”赵延河讲起毛主席在天津的一个故事：有一回在天津出差，工作之余毛主席对警卫人员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警卫人员都高兴极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最著名的“正阳楼”饭店。正吃饭时，主席走到门外透口气，看到一位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路过，正好车子上带着的孩子把鞋踢掉了。毛主席就喊那位女同志，掉东西了。喊了几遍，女同志才知道是有人对她说话，等她捡起孩子的鞋，抬头一看，认出了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正是毛主席时，激动万分，“您是毛主席！”这句话又被对面晾晒衣物的大妈听见了，两人一同喊起：“你好啊，毛主席”。听到她们的声音，路人行上全都聚了过来，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这样举着右手，喊‘人民万岁’。”赵延河这句模仿，带有浓重湘音。后来馆子里吃饭的警卫人员听见了外面热烈的高呼，跑了出来，把主席拉回了楼上。主席明显不高兴地说：“哪有领袖怕群众的？”他自己推开窗户，挥动右手喊：“人民万岁！”

　　“有时候毛主席出来走走，也有人不认识他的。”赵延河说。毛主席喜欢游泳，曾经几十次畅游长江，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派出十几位水性好的警卫人员游在他的身边。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游着游着，就游到人家渔船旁边，“他想上船去和人家说说话，有时候人家还不让上”。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大家对国家领导人的“见面”机会比较多，另外，人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在大江大海里遇到毛主席。“碰到这种时候，主席还会跟渔民说好话，‘让我上去吧，上去咱们聊聊’。”主席一般会问人家，家里几口人，这季能打多少鱼，粮食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那么渔民会说，不够吃就配野菜。“主席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了解一些真实的民生疾苦。”赵延河说。

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1927年9月9日

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这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围扑长沙。此前，他已然是政治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高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18年的山沟，直到1945年……

1945年9月9日 

十二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季，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祗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诗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零点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八百多天，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行为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象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

吴忠民

　　1949―1976年（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了实现宏伟的目标而进行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和奋斗。但由于在重大的选择与努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难免为后人评价此段历史罩上一层云雾，使之不容易看到或者是容易过低地估价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客观地看，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形成了许多至今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即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之中，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凌辱和侵害，割地赔款，治外法权，就连关税都不能自主，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获得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民众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1949-1976年间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得到了强化。

　　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与借鉴。其一，自力更生的精神。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必定会演化成自力更生的精神，而自力更生的精神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要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没有灭亡，那么，它的一切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体内，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对于一个大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毛泽东所说“自力更生”一语，至今看来仍是寓意很深。其二，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也必然会造成强烈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别的民族压力面前，本民族的成员、本民族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与阶层，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由于目标的一致和简洁，本民族原有的某些隔阂和离心因素可以程度不同地减弱。

　　虽然我们可以遗憾地指出，当时中国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没能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自力更生精神只是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因而所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正是这种民族自尊与自信为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50年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60年代则是中苏、中美之间的对立，因而中国不可能进行十分正常而有效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仍能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民族自尊与自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持续不断的动力。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便已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一直步履维艰，呈现出低度发展的状态。建国以前，中国的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几乎谈不上结构的体系化。194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量十分低下，甚至落后于印度：原煤为0.32亿吨（印度为0.32亿吨），原油为12万吨（印度为25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印度为49亿度），钢为15.8万吨（印度为137万吨），生铁为25万吨（印度为164万吨），水泥为66万吨（印度为186万吨）。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中国的机器大工业仅占17%，根本谈不上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1949年以后，中国把发展工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任务来看待。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此后，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便一直成为中国经济活动基本的指导思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中国为发展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为3278亿元； 原煤产量为4.83亿吨（印度为1.04亿吨），原油产量为8716万吨（印度为866万吨），发电量为2031亿度（印度为956亿度），钢产量为2046万吨（印度为931万吨），生铁产量为2233万吨（印度为1000万吨），水泥为4570万吨（印度为1870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为2.18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4.63万公里；1949年，中国的公路里程仅为8.07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82.34万公里。 这一时期，“对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和丹江口大型水库的建设，不仅对于防止黄河下游和长江主要支流的一般洪水发挥了作用，而且收到发电、灌溉等多方面的效益。”

　　（三）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刚刚起步，规模很小。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只有42.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仅为269人；1957年，经过了数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仍然没有非常明显的起色，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5.23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1.7%。 再者，建国之初，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尚处在空白的地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事业。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1年，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用以纠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响，鼓励科学技术界“出成果，出人才”。以后，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地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主要反映在科学技术队伍的扩大、经费的投入、研究领域的拓展、重要研究成果的形成等方面：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已达434.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为593.3人；1976年，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39.25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4.9%； 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与应用等等。

　　（四）社会动员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在于广泛参与性、一定程度的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中国在1949―1976年的近30年间，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社会动员的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这就使当时空前的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毕竟还不是现实，尚需要进一步的转换方能成为现实。而在当时，又恰恰存在着有助于这种转换的两大杠杆。一个杠杆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而且,毛泽东本人又特别的重视人本身的解放、偏爱群众运动。另一个杠杆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对于各区域、各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极为有效。领袖人物的伟大与执行系统的有效,最终使空前的社会动员在当时成为一种现实.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里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这一时期的许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1976年这近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其四,总体上的可控性。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有时过于情绪化，而难以控制，但总的说来，还是具有秩序性、可控性的。这一时期社会动员的发动往往是由决策者所直接促成的，而一旦达到目标或者出现了问题,则往往也是由决策者予以终止的。

　　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对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其一，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的主体能力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及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之下，投入的劳动量越大,所得到的产出也就越大。而在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空前的劳动量的投入，因而经济的现代化便获得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很容易溶为一体，所以这时社会成员相对以往来说不会非常看重个人收入的增长问题，不会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资金的高积累。而高积累又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原因。其二，有助于民众素质的更新与提高。通过社会动员，可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声势，使社会成员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兴趣、动机方面实现有益的转移。通过社会动员，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需求取向向更高层面认同，从而更为主动地进行自我素质的更新。这样，不仅可以使社会的某一部分直接得到了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动力。当时一度所提倡的学文化、技术革新等活动便是成功地使用了社会动员的方式，从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其三，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某些难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的始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社会动员对于克服、解决这些问题的克服、解决而言，具有某种独特的效应，可以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压力。例如，6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里的人口数量相对偏多，正是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迁回农村，从而缓解了市政方面的许多压力，避免了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所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现在看来，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动员方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就有此传统，更因为我国是一个重视群体的国家，因而社会动员的潜力比较大。只要启动得当、使用得当，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五）妇女的解放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生活是极为悲惨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甚至出嫁时的嫁妆也不得完全归自己所有，“凡娶妇有奁田，以三分之一，听奁其女，以三分之二归祠堂。” 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妇主中馈，惟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尤其惨无人道的是，唐宋起，盛行缠足，大多数妇女从小必须缠足。一部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同时也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受尽屈辱的血泪史。虽然从中国的近代开始，便有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悲惨的局面，但由于没能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并组织了妇女解放运动。1949年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以后新中国陆续颁布的《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刑法》、《民法》等多部法律和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是同整个社会的实际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实实在在的。

　　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实际境况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至少表现在：（1）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包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等。（2）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1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8%，1976年上升至45.5%；1950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6.5%，1976年上升至40.4%；1949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19.8%，1976年上升至33%；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女教师比重为11%，1976年上升至24.7%。 （3）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则剧增至2036万人。 （4）广泛地参政议政。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参加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活动。 （5）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中国政府对于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城市女职工中85.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中国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得很快。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恐怕是居于明显的领先位置。

　　（六）重视大众教育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这一切，是同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了一切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中国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了人民助学金制度。另外，还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

　　在这一时期，虽然大众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以妨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但是就大众教育本身而言是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 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1965年，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24%，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

　　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在于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于为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踏实的基础。

　　（七）历史延续与历史借鉴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面也很广。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容，如：理想的追求，探索的精神，国内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军人不干政的传统，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一一展开。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是不应被人为割断的。从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在享用、使用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而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还应进一步地予以发掘、继承与发扬光大。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累积起来的”。就连国外许多学者也都客观地承认这一点。“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这一点，即1949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的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 “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50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 不能想象，在缺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历史遗产的情形之下，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还需要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其一，没有把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本来，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在1979年以前的将近30年期间，这两者呈现出一种脱离的状态，中国社会对于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予以排斥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结合按一起的。于是，便造成了这样的情形：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两者之间的严重脱节，换言之，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建设非常显著，但在社会本体亦即社会结构、社会与民众的内在取向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则明显迟滞。其二，这一时期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重视不够。不应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社会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类似于禁欲主义的取向。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界限往往严格的划定在“生存”的界限之内。人们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合理、正常的要求往往被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坚决的拒斥。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在这一时期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两者之间的比例极不合理。这严重的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即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不断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其三，重整体而轻个人。对于整体与个人的关系，社会所认同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如生理的、安全的、归属的、尊严的、自我实现的等多个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进一步，个体人的自致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国家、集体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个体人是社会体得以形成的最为基本的构成因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人并非被动之物，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创造性。如果忽视了个体人的独立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将是不健全的，将是缺乏平等与自由的基本前提的，因而也必将是缺乏活力、缺乏公正的，现代公正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中国这30年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可持续推进的内在动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有效的自主推动的成长机制，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不正常的诸如摇摆程度过大、随机性过强的特征。

　　重要的是，上述缺乏的存在以及平均主义观念与作法的盛行、对于精神动力的极度夸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泛化，使得这一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任何时候都一定地起着积极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的基本症结？这里，时代的中心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总的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相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逐渐频繁、升级和强化，以至渐渐地成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中心任务、前者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后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占据时代主导位置的“左”的错误路线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致使原本一些有价值者也程度不同地有时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并产生了某些负面的影响。（1）由于盲目地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政治的需要，致使经济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过多的成本。薄一波的一段回忆很能说明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大跃进’本身就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挫折，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 （2）社会动员本是一种极有价值、有创意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有时会起着助长甚至是强化政治运动即为政治运动大造声势并提供能量的作用，或者有时起着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亦即起着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3）大众教育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中心任务的影响之下，有时起着一种排斥规范的高等教育、压抑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成长的不良作用。（4）民族自尊与自信这一有价值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影响之下，有时却演化成以自我民族为中心，起了一种排斥对外交流、盲目自大、使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封闭的负面作用。（5）在盲目拔高政治的条件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有时难免出现人为拉抬的痕迹，以致于出现诸如“性别趋同”（片面地理解“男女都一样”）、硬性下达提拔妇女干部指标等不正常的现象。显然，要继承并发扬光大毛泽东时代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就必须确立起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一最为基本的时代的前提条件，以市场经济建设为重要内容，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本宗旨。唯有在此基础之上，方谈得上认真总结、梳理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予以发扬光大。舍此，一切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给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最值得重视的教训。

　　本文主体部分刊于《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

(转贴)日本重占琉球的历史教训

前些时候，1971年负责“冲绳返还交涉”、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原日本外交部官员吉野文六对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媒体透露：当年日本为了从美国手里接管琉球（编按：日本称之为冲绳），曾经向华盛顿政府秘密付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一披露的现实意义，是美日正在强化军事同盟，并且在琉球等地改建和扩大美军基地。而这一计划遭到琉球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并有人怀疑日方又有如当年那样秘密为美国买单的举动。

对中国而言，这是台湾被纳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协防范围后，东京与华盛顿准备联手干预台海冲突的重要发展。

再看近日的台海局势。在陈水扁不顾华盛顿的批评而坚持“终统”等一系列有意向北京挑衅的动作中，不能不看到美国对台独运动的遥控缰绳有失灵的迹象，同时东京对台独运动的明暗支持则显著升温。以笔者之见，这是台独势力近来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盛顿邮报》近日曾经刊文，相当详细地报道了东京的这一外交动向，诸如日本对台湾访客免除签证、外长麻生太郎多次称台湾为“国家”等等。《邮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首次任命前陆上自卫队将领长野洋一为“驻台日本交流协会”武官的举动，以及长野与台湾政府和军方的密切接触。

琉球曾是独立王国

更为不祥的是日本针对台湾的新动作，可以看成是百多年前历史的重演。

今天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事实是：琉球曾是一个具有自身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独立王国，其悠久历史远远超过今天绝大部分亚洲国家。琉球自明朝洪武初年起一直奉中国正朔，直到1853年，用炮舰政策叩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培利到当地“造访”时，琉球使用的仍是咸丰年号。

由于晚清的积弱和颟顸，日本在1879年（光绪五年）吞并了这一自古独立的王国，琉球国王特使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跪请三天，而清廷无法施救。此后短短15年，日本便发动甲午战争，由琉球南下而侵占了台湾。

1972年“冲绳返还日本”，至今只有短短30余年，人们看到的日本二战翻案运动加速，与所有邻国的领土争议都重新冒头，特别是中日关系不断恶化，除了围绕琉球群岛海域的东海领土冲突，更出现前引《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东京对台湾的极大兴趣，百多年前由琉球而台湾的游戏再现。

从日美关系看，日本重占琉球与今日的局势也似曾相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其实有将琉球长期据为己有的意图，因此在当地禁用日本昭和年号，并提倡一种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直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还在各种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冲绳”这一日本称呼。琉球独立复国运动的呼声也一直不衰。

但是越南战争的泥沼改变了这一情况。正如《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专栏回顾，美国在战后长期保持的国际最大债权国地位，因为越战无底洞而彻底改变。华盛顿由此在1971年被迫放弃了维持近百年的美元金本位，造成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瓦解，以及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负责“冲绳返还交涉”的吉野文六最近回忆，正是因为“美国因越战大耗财力”，才使得日本乘虚而入，以3亿2000多万美元的低廉价格“赎买”了琉球。

今天美国的巨额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越来越像越战泥沼的伊拉克战争无底洞，无疑又为东京的“赎买”外交创造了现成条件。

从各种角度，日本重占琉球是二次大战以后东亚战略局势的一次重大变化。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今天琉球仍然如同美国“托管地”塞班岛，或者是已经形式上独立的马绍尔群岛（后两者都是仍然被东京许多人视为“日本领土”的前日本殖民地），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台海战略地位将会获得何种程度的改善？

北京后来长期的“中日世代友好”外交，也含有这样一厢情愿的用意。这无视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日本文化崇尚实力，而无“知恩图报”的传统。

例如日本在东亚以邻为壑，早被明代的朝鲜国王批评为儒教文化的“逆子”，此处不论。明治维新后，日本仰仗英日同盟在国际上崛起。可是在羽翼丰满、发动珍珠港事件时，日本却毫不犹豫地反噬英国，袭占香港、新加坡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并残酷虐杀和对待英国军民俘虏。这段历史其实并没有被美英真正遗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希望北京不再重复此类拘于近利而失远图的外交错误。

[谭中]　

最近，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大学在前100名中榜上无名，引发了一些议论。

　　我的看法是：第一，办好大学并非易事，中国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一百多年，总的成绩是好的，国外赞声载道。

　　第二，现在国际上有关大学的评比都是用西方那一套标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必跟在别人后边起哄。大学是有关精神文明的神圣事业，不要在表面形式上多花心思搞“评比”，而要货真价实。

　　第三，中国大学和其他发展事业一样，和全球化紧密联结，特别和美国大学及跨国公司钩得太紧，不但不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各种风险，应该走出一条既开放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来。

不能操之过急

　　国际上，大学发展也经过一些沧桑。1980年代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鉴于财政困难，尽量裁减大学非理工科教员。其后，跨国公司觉得大学毕业生技术不对口，就纷纷自办训练学校，一时大学的社会地位降低。后来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知识变成经济发展的资本，人们发现知识、文明高度集中的大学校园是知识积淀最深的泉源，各行各业都去那儿采宝，大学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大增。

　　美国大学全球最佳，我所熟悉的芝加哥大学有三大特点。第一，它着重三“要”：要钱（向基金会、企业、校友等筹款、募款）、要好教员（没有的去外面挖，有了的想方设法留住）、要好学生（甚至到国外去招募），使文化堡垒充分具备物质条件。

　　第二，学术空气自由、开放，对各部门学术活动、请人讲演等，校方只支持不干涉。

　　第三，和当地社会打成一片。大学没有围墙，把周围比校园大十倍的海德公园地区都纳入其辐射范围，对全区治安、医疗服务（大学医院的一流医生、设备全部对外开放，亏本治疗政府津贴的老年、贫困病人）、经济繁荣起了关键作用。芝大变成海德公园的灵魂，大学图书馆及校内学术活动都让外人参加、利用，每年几度在校园内提供免费午餐，外人都可以去享受。

　　这所学府从不斤斤计较排名，却是原子能连锁反应和许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的诞生地。美国学术界所有诺贝尔奖金得主，有一半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和校友。

　　所谓“百年树人”，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文明知识堡垒也有两百年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还很年轻，不能操之过急。大学要办得好，当然要靠本身完成生产知识文化、繁衍精英的任务，但也得靠社会支持。美国是著名大学出精英，精英校友反过来大力支援母校，进入良性循环。中国将来也会有这一天的。

办学态度不端正

　　听说中国有些大学把大楼当作重要标志。复旦大学新修摩天双塔为办公楼，学生反映说：“我们要的是大师而不是大楼。”还有些大学高官云集，“副部级一大把，厅级一走廊，处级一操场”，校领导忙的不是抓科研、教学，而是升格、当官。这样看来，要办好大学首先得端正思想认识。

　　世界上最早想到“大学”的孔子，为它设计了“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七道程序，是一种通过人生“大学之道”培养精英而使中国有“圣人之治”的文化建设，这和西方university（大学）概念相似。中国出了全世界最早的杰出教育家孔子不是偶然的，教育是中华文明的灵魂。

　　现代西方对“人”的定义有：“经济动物”、“社会动物”等，这也太庸俗、太反对精神文明了。鸡狗也都是“经济动物”、“社会动物”，但孔孟之道认为“人”异于鸡狗。鸡狗没有文明，人却是文明的结晶。丢了文明，就是“衣冠禽兽”。

　　办大学就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文明的结晶，大学教员应该以加强文明强度为终生职责。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话，是严厉批评那些拿学问装饰门面、没有纯真学术节操的文人。中国文人一向以梅花自荣，“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只有这样的精神才能产生好的学者大师。中国文人也崇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追求真理的纯真的文化态度。

　　以上谈到的中国的治学节操和印度的治学虔诚，再加西方实事求是的精神，变成三合一的美德，假以时日，中国大学一定会出许许多多学术大师的。

学西方切忌东施效颦

　　学习西方切忌东施效颦。可惜中国大学发展正在紧跟美国大学亦步亦趋，毫无创新精神。美国文明已经进入economic civilization（经济文明）时期，即经济变成政治生活的总归宿，变成社会进步的决定关键。美国大学都在吸引世界精英使得美国不断超前，把世界其他国家甩到后面老远。

　　可是现在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幽灵使美国逐渐感到恐慌。这种恐慌又和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下降、教育费用越来越昂贵混杂起来，美国精英成长出现后劲不足现象。亚裔在美国大学生中的拔尖表现越来越突出。如果不是中东局势和墨西哥非法移民闹得美国民情沸腾，恐怕反华、反印的种族主义浪潮早已抬头了。

　　美国和全球跨国公司都看到中国人才济济和美国人才供应相对衰退的形势，正在变本加厉地“收买”中国知识资本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大学客观上也正克勤克俭地完成这项服务。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修身、离家、出国、逛天下”。

　　印度舆论一直心疼的brain drain（智慧搅干）现象，已经被中国大大超过却没人心疼，许多人反而被回光返照的“海龟”现象炫耀得眼花缭乱。中国智慧被“搅干”、中国大学远离孔子教导去投入全球化“为他人作嫁衣裳”，当然进不了前百名；即使进了也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

　　过去中国自上而下统治严格，使得孔子的“大学之道”不能真正实现。现在社会环境大大改善，有可能借西方办大学经验来他山攻玉，有可能把全中国发展成一所进行“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七道加工程序的“世界工场”，使中国土地上的大学都成为这一“世界工场”的支柱，那才是最理想的。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居芝加哥

《联合早报网》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教育部门非一般行政组织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权力被错误使用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人类创造文明，而一个文明的伟大，基本上可以从它有多少伟人看出来，甚至可以从它是不是在每个时代都产生伟人、伟人的领域等等，来看出这个文明的深广和精致程度。

　　历史证明，人类的文明并不都往前发展，反而常常是进进退退、跌跌撞撞。于是，在某一个时代的人，就会因为自己时代的枯竭、无力与焦虑，而回头张望，渴望从祖宗的骸骨、旧时的记忆中，寻找命运的轨迹、生存的理由。

　　两千多年前一个汲汲于寻求君王认可的读书人，只因不合时宜而终归无缘于仕途。他唯一想不到的，大概是身后几百年，竟成了皇家的最爱，并且进而成为这个民族的主流，冷猪肉一吃两千年。

　　不过对自己很诚实的孔夫子最遗憾的，应该还不是在生前享受不到帝王将相的俸禄——天地良心，最欣赏颜回潇洒乐活那种生活态度的孔子，生前是要以理想奉献天下的，哪会把俸禄视为前提？——平生不爱谈鬼神的他最遗憾也最难过的，大概就是做了鬼神之后，肚子没得休息了，因为后世帝王常常没有经他同意，就把各种稀奇古怪的东东都往他嘴巴里塞！

　　生前不获帝王青睐、身后却大放异彩的孔子，其中一个最具典型的“遭遇”，就是受到历代政治权力的“垂青”，而其异彩正是各种政治／文化／社会／道德需求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添染涂绘蘸拌渗透之后的怪模样，比被阿窿泼了漆的门神还怪。许多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莫不都有如此这般的下场。然而孔子更令人同情的，是他身之所系的这个民族历史太悠久了，时不时就要陷入一种历史的危机感中，也就得把他老人家搬出来摸索一番。

孔家后代在台湾唱Rap　　

　　身为有教无类的先师，夫子当然很高兴也很安慰子孙们一直把他放在心上，也很希望自己能继续给大家带来启发，他甚至很乐意看见人们用一些新潮时髦的方式来讲他、表现他，孔家就有个后代几年前还在台湾唱Rap呢！老人家很看得开啊！比较难受的是，时至二十世纪，经常还有些穿西装的王爷们，老是要把自己手掌上的颜色往他身上抹，或者在他嘴巴里装喇叭，希望圣人也和自己同色同声，以正庶民的视听。对这种毛手毛脚的问题，不只孔子，许多文化伟人也都只能像女佣般含泪忍辱。斯文点的王爷，倒还能貌似恭敬，不过总也会有另一些人主动帮忙装喇叭，倒霉的还是夫子那张早已欲言不能的嘴巴。

　　孔子的另一个烦恼，要怪一个叫董仲舒的，把其他文化伟人撂倒一边，独尊他为老大。老大的猪肉最大盘没错，但是嘴里的喇叭也最多，身上的颜色也最乱最厚，痛苦当然也最深。

　　孔子其实很想把一大盘的猪肉分给大家，例如那个很长进的徒孙孟坷，和跟孟坷唱反调的荀况，当然包括启发他不少的李耳，甚至老是讥笑他的庄周，批评他的墨翟……他也很想跟从远方来了以后不太想走的马克思套套交情；隔壁的莫罕默德也要去串串门子，不过要分点别的给他；有空还可以多走几步，听说苏格拉底是条硬汉，莎士比亚口才一流，听不见的贝多芬竟然是个音乐家，怪！老室友悉达多王子呢，送篮水果给他就可以天地宇宙聊个不停……

　　最最重要，子孙们有多些对象可以参考，他也可以慢慢把喇叭一个一个拿下来。

　　当然，他最大的心愿，是大家可以在多元的表现方式和多姿多彩的思想内容里面，找到更多自己时代的文化和其他伟人，建立更了不起的价值和文明，然后，把他这个老人家抛得远—远—远—远的……LEAVE-ME-A-L-O-N-E--！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

　　去了北京很多次，直到上个月，才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酒店的侍者很有经验地提醒我，要早点起床去排队。才不过八点半，围绕“毛主席纪念堂”外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天安门广场旁卖水的小贩说，每天都是如此。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就为看上一眼，他们内心深处有着怎么样的情结？

　　毛泽东30年前去世的时候，我才三岁半，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但是如同每个在中国长大的人一样，成长的过程中都能够感受到毛泽东的痕迹，无论是学校、音乐、书籍、电影，还是政治、党派、军事，在国家和社会的每个层面，毛泽东的影响和气息无所不在。有的牢不可破，像天安门城楼的画像；有的若有若无，像共产党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有的已经改头换面，像旅游景点常见的毛氏文物。不论是哪一种，都在告诉人们，不论爱憎，你都摆脱不了毛泽东。

　　长长的人龙缓步移动着，纪念堂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参观须知，一男一女播音员那种久违的严肃、庄重的语调，和过去“告全国人民书”、戒严通告之类十分相似，似乎在提醒人们又来到了毛泽东时代。进了纪念堂的大门，一对外地老人带了袋装牛奶和一些食物，看得出那是他们的早餐，由于不准带入，老人明显十分不舍，声音诺诺地与警卫交涉着。毛泽东去世了30年，社会早已大变样，这一代的老人还是没有改变，节俭的生活观念、对毛的崇敬之情，看在年轻一代眼里，不知是同情还是欣赏。对不同年纪的人来说，毛的意义各有不同。

　　真正在毛泽东的瞻仰厅里的停留时间其实只有数十秒的时间，四周鸦雀无声，向中间有一束灯光的地方看着，说不上什么感受，或者还来不及产生感受，就已经穿厅而过。外面明显变得亮堂起来，人们也都开始轻松，恢复如常的嘈杂。穿越历史，其实也没有那么沉重。

　　昨天是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的忌日。要不要纪念、怎么纪念，还在纠绕着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在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尤其是老一代华人心中，对毛泽东、对现在中国对待毛泽东的方式，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对毛的看法是否有过改变？是否也还有一些放不下的沉重？

　　一位中年同事不久前专门录制了一批“革命歌曲”给我，他说他非常喜欢这些音乐，很有激情。对三十年前的岁月，那个年代中国对东南亚的冲击，他记忆犹新。

　　在上周公布的福布斯印尼富豪榜上名列榜首的金鹰集团老板陈江和，就曾饱读毛泽东著作。他去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提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三个有利'，也就是对政府有利，对当地的人民有利，然后才是对企业有利。”而这“三个有利”跟毛泽东思想有关系，“毛主席书里面讲到要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如鱼水关系。而国民党剿共，不得民心。所以说，毛主席有很多东西至今值得我们学习。”

　　陈江和毫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尊崇。他主掌下的金鹰集团还在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于人民大会堂承办了“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内阁资政李光耀也曾阅读过毛泽东的原著。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他和担任老师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一起读毛泽东原著。李资政在回忆录里说，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令他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他说，“在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对毛泽东的任何纪念活动，在新加坡当然是见不到的。但是，在对毛泽东存有记忆、经历过那个年代甚至深受影响的人心中，会激起一些涟漪吗？

（● 周兆呈 /《联合早报》助理编辑主任）

   “三国”人物，经毛泽东仔细评点的就多达30人，几乎囊括了三国时期各实力集团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独特的视角、开阔的视野，使得他的评点在诸多评论中独树一帜。
    
    刘备
    
    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刘备，其褒贬十分中肯。
    
    他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于刘备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专机自南京飞往上海，聊起了“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又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他多次强调刘备善于用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刘备的缺点，毛泽东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好感情用事，这是刘备的最大缺点。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们说：这里就是《三国演义》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刘备的野心大……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二是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当孙权数次征讨荆州时，刘备派了根本不执行“以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
    
    在讲述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他接着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鉴于这些，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曾明确指出：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说你们南阳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分手时，毛泽东对这位县委书记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诸葛亮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十分看重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就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当然，在毛泽东眼中，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1948年，他对警卫员说：我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就算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
    
    1959年7月，毛泽东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

   赵云
    
    毛泽东颇为赞赏赵云，特别是他的为人和胆识。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这里所说的子龙，是赵云的字。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做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1976年4月，当在报纸上看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包括有1500公斤以上的特大陨石时，毛泽东又不无感慨地说道：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张飞
    
    优点值得赞赏。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1934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矣；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之类的张飞戏。据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曾经陪同毛泽东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
    
    1949年12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说：当时在古城的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便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勇猛善战的将领比做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

   关羽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27年11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寻找走散了的张子清所部三营（后来在湖南桂东县和朱德部会合）。当时有人怀疑张部有可能投降敌人。毛泽东说：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
    
    这说明毛泽东对关羽是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谈关羽更多的是他的缺点与不足。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讲了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问题等。他在谈话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1974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对周恩来说：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出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对关羽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所讲述的关羽不姓关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注意到。1954年，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给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讲起了关羽不姓关的故事。他说：关公是指关为姓。关公自小很讲义气，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好不容易熬到开关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真实姓名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

    作者：钱钢 胡劲草　　原载《中青报＊冰点周刊》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学生。他们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个经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努力了10年之久，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计划，原本长达15年之久，却在进行到第10年时，因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半途夭折。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和驻外大使；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他却语焉不详。
    2002年，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的帮助下，120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他们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
    位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今天或许是个不起眼的城市。然而100多年前，曾经辉煌一时。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是在这里问世的。在哈特福德，聚集着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在这里就读。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教授。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
    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那可是给对手一个太强的诱惑。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样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避难山路上走。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几乎每个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有一把超过12磅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扛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这位“CHO”是曹嘉祥，他后来是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再后来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笔者注）
    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风度的吸引？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因为他们（哈佛大学）总在我们的后面”
    钟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广东香山，来到美国时12岁。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成为了耶鲁大学校划艇队的舵手。
    在一张划艇队的集体照上，其他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不过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因为划船比赛分不同重量级，除了划船队员自重外，船上其他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当然也包括了舵手的体重。
    钟文耀在耶鲁划船史上颇有名气，可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体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均取得了胜利。
    起源于1852年8月3日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大学校际赛事。到2003年138届，总比分为哈佛85比53，应该算是大胜耶鲁了。因此，耶鲁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小胜，就更让耶鲁人津津乐道。
    作为划船队的舵手，主要职责有二：其一，为比赛中快速行进的船掌握方向。其二，使全体队员动作协调一致，并激发他们的战斗力。第一条属于技术活，学会了就掌握了；第二条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体动作、用特殊的语言去振奋、感染所有的队员，让他们斗志昂扬。如果中间夹杂些粗话、叫骂，效果更佳。
    面容娴静若此的钟文耀如何担当此任？
    菲尔蒲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果真记录了中国舵手钟文耀令人担心的那一面。
    他比赛时指挥船安静得像是他们在自己练着玩呢。据说之前教练告诉他，舵手必须要学会斥骂划船手，大声指挥，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发挥到极致。而他总是儒雅地坐在船头。大声咒骂看样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性格沉闷，甚至有些冷漠。但是，教练对他反复训练，一遍遍告诉他舵手必须学会大声呵斥。终于，有一天，他这么做了，据说他突然间开始机械地，毫无重音地，反复地大声重复着“DAMN！”“DAMN！”“DAMN！”（相当于“他妈的！”）结果令所有的队员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这羞涩的“叫骂”。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在钟文耀做耶鲁划船队舵手的1880、1881两年间，耶鲁队大获全胜。
    关于钟文耀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毕业生，当两人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时，哈佛生怀疑地看看钟文耀，说，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钟文耀颇有风度地承认，他没有见过。稍作停顿，他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我们发现了一份1876年6月23日上午一次纪念会的学生演出节目单。在总共9个演出节目中，竟然有4个都是由中国幼童担纲。     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也举行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发表演说的通常是杰出学生代表。我们从中发现了数份中国“留美幼童”的演说稿。     1878年，梁敦彦（后曾任清政府外务大臣）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围绕俄国―土耳其战争，分析俄国处理事件的方式。梁把俄国人描绘成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有着狐狸一样的狡猾和老虎一样的残忍。如果不遏制俄国企图霸权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欧洲将被这一巨大的霸权控制。     “俄国是窃贼！”梁声泪俱下。他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时的报纸说梁被召唤回台上谢幕，这种情景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这天天气恶劣，但丝毫没有阻止人们观看60多位男女学生演说的热情。这天出席的贵宾包括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NEWBRITAIN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CAMP先生，有广告商，有康州其他一些中学的校长。这一年有3名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他们今天都要参加学校的毕业讲演。     哈特福德《每日论坛》报为我们留下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景。3位中国学生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褪。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论坛》评述到，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耶鲁大学肄业，曾任1904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